國陣模式的老千局

        這篇是寄去《當今大馬》但被退稿的，過後才改去了民聯模式。

環保一點，循環利用，post出來。有些論點會和民聯模式一樣，重複。

      一直以來，國陣政府都告訴我們，我國在“國陣模式”的管理下，取得了驚人的發展進步。“國陣模式”的成功關鍵在於，各族間的權力分享。由於馬來西亞是個多元種族的國家，所以為了穩定繁榮，不同種族的政治權力分享，是很重要的。在這個以馬來人佔多的國家，巫統佔據了政治主流的力量，另外“代表華人”的馬華民政和其他的東馬土著成員黨等，紛紛代表各自的族群，並在“國陣模式”下合作，一起發展國家。 

     國陣政府告訴我們，這個國家的政治遊戲，不管你喜不喜歡，都是以種族為出發點來玩的。那怕是打算改朝換代的民聯三黨，也是另一個山寨版 “國陣模式” 的政治團體。他們三黨的構造，也是以種族為基礎建立起來的。如公正黨和回教黨都是以馬來選票為主的政黨，行動黨則是吸引華人和印裔選民的政黨，所謂的改朝換代政黨，充其量也是另外一個模仿“國陣模式”的種族政治團體而已。

     學校課本裡的“官方史”告訴我們，國家的獨立，是聯盟政府（國陣的前身）從英國人手中爭取回來的。當時的聯盟，由代表馬來半島三大種族的政黨主持，他們得到英國人的讚許，最後允許我們獨立，接著的故事就是高喊莫迪卡的熟悉歷史黑白畫面了。所以獨立建國到日後的發展，唯有“國陣模式”是治國的靈丹。

     但事實是這樣嗎？

     學校的歷史課本沒有告訴我們，在獨立前，甚至在二戰前，已經有許多本地人反對英國人為主的帝國主義了。在那個風起雲湧的20世紀初，從俄羅斯工人成功革命推翻沙皇，建立的工人專政的蘇聯國家，全世界都在流行反抗資本主義剝削的運動。馬來亞工人的階級鬥爭，從1930年代就開始，並在1948-1960年的緊急狀態期間，到達了巔峰的狀態。

     戰後的世界局勢，由於鐵幕的掀開，剛取得戰爭勝利不久的西方陣營，又要忙著另外一場冷戰。而東南亞，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交鋒的緩沖地帶之一。在東南亞，又以馬來西亞為東南亞中心，是個戰略制高點。西方帝國主義勢力，為了確保殖民地獨立後的政府可以繼續親西方（資本主義），所以往往都會培植親西方的團體成為新任獨立國的政府。

     英國佬為了自己的利益，大力培養馬來於非馬來人的精英作為其代理人，讓他們成為獨立後的大馬政府。相對於一些左派的政黨如勞工為主的政治團體，英國人更傾向於由馬來精英和華人資本家組成的巫統和馬華。加上當時的反共緊急狀態下，工人階級們的鬥爭受到鎮壓，英國政府“欽點”的巫統馬華最後成功做大，並騎劫了工人階級們的抗戰英勇史，最後成為了這片國土的新任政府。就這樣，“國陣模式”，以種族角度分配權力、資源治國的模式，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了。

重提這一段工人鬥爭史的目的，是為了要加強我即將提出的看法，就是認為馬國問題的根源，不在於種族，而是更多出現在經濟結構和社會階級上。

我國當下的問題，不是“華人控制了經濟”，或“馬來人失去了經濟力量”，而是貧富差距懸殊、通貨膨脹、週期性經濟危機。而這些社會問題，都是不分種族的。

沒錯，現在看起來行動黨最大的支持者是華人，回教黨和公正黨的支持者更多是來自馬來人。但選民的定義，是流動的，不是鐵板一塊。一個把選票投給行動黨的選民，可以是華人、可以是藍領勞工，也可以是中產階級、也可以是城市選民等。

由於英國政府當年分而治之的決定，造成大部分的華人都是居住在城市，而馬來人都是在鄉下當農民為多。在教育機會、資訊流通等方面，城市無疑都是優於鄉村的。這就造成了城市的選民，對一些宏觀的國家議題如經濟、貪污、司法改革等，比起鄉下選民，有著更加迫切要求政府的重視。行動黨的政治主張，是要建立一個更公平的社會主義國度。在大馬，由於巫統的種族主義之政策，比起其他種族，華人難免會遭受到更多的不公對待。又很巧的，住在城市的，又以華人為多。所以城市的選民（華人），都會較多是行動黨的擁躉。相反地，住在內陸地區的馬來選民，也許沒有城市人那麼大的生活壓力，也許是較少得到像城市人那樣的交流資訊，所以政治取向更傾向於價值觀較保守的回教黨上，以宗教來達到精神上的滿足。

     接著是國陣多年來的治國弊病——“重城市，輕鄉村”。幾乎所有的發展，都集中在城市裡，讓郊外逐漸沒落。這導致許多在鄉村裡不能謀生的年輕人，都紛紛前往到城市裡去，造成城市人口大量地擁擠。這些大量跑到城市裡的馬來人，日後就變成了公正黨的基本盤支持者。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所以說民聯三黨也是模仿“三大種族分享權力”的“國陣模式”是不正確的，民聯三黨代表的不是馬國的三大種族，而是大馬所有不同地區、階級的選民。這些來自不同階級的選民在戰前曾經一起對抗過英國殖民政府，現在又聯合起來，向新的暴政抗爭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國陣政府把國家的問題，定義為 “種族間的資源分配不協調”，而不是“階級/城市鄉村的失衡發展”，對馬來西亞的政治民生，造成了很大的破壞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在“國陣模式”下的種族“分享資源”，一切的政治考量，都是以種族為主。什麼馬來人要有多少吧仙的股票啦、馬來人要佔有多少的職位啦。假借幫助馬來人之名，卻大行朋黨主義的政策。重城市輕鄉村的發展模式，拉大了城市人口和鄉村人口的貧富差距。好大喜功的白象工程，浪費國家資源，導致物價房地產上漲，導致了通貨膨脹。不思進取的經濟改革，大量依賴外勞走低成本製造業，打壓藍領勞工工質，導致馬來西亞的經濟不能轉型，陷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危機。在印度中國崛起，可以大量提供價廉物美的勞工市場，印尼、緬甸等國家的政治經濟改革，遲早超越馬來西亞，我們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瓶頸中，這才是馬來西亞的真正問題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“國陣模式”也許會告訴我們，新經濟政策也“造福”非馬來人呀，大馬也有很多華裔和印裔富豪呀。但問題是，這些所謂的“富豪”，有多少是靠著和政府的“互動”，而得到許多穩賺不賠的特許經營權？再者，多幾個馬來富豪、華人富豪在富豪榜上，對貧窮的馬來人和華人有什麼意義嗎？上層階級的富豪“財富分享” 了，但底層的各族老百姓依然苦哈哈，這又是什麼的種族資源公平分享？所以我才認為，大馬的問題不在哪一個種族拿多少，而是哪一個階級分到多少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所以當民聯提出的治國方案，如改革公共交通體系、福利國、免費教育、大道國有化等時，就面對國陣強烈的抨擊。因為這些改革，會觸痛到“國陣模式”下的生意夥伴。改革公共交通體系，會動搖因朋黨而存在的國產車、AP等制度。改革大道經營模式，也讓靠吸取人民血汗錢過活的朋黨大道公司面臨壓力。改革薪金制度，也會讓那些不思進取，靠剝削勞工的企業面臨強大的危機。福利國、免費教育等不分種族的社會主義安全網式的改革，講會導致國陣以“種族代表、種族共治”的模式，面臨崩潰的危機。

          多年來，國陣打著這個“國陣模式”的老千局，到處招搖拐騙。巫統假借馬來人的鬥士之名，進行新經濟政策，把國家的財產用以自肥。一些華人領袖，被巫統用來撐場面，讓幾個華人高官也分到部長職位，一起排排坐吃果果，好對外宣稱“國陣模式”是各族分享權力/資源的。

      我不否認民聯的治國模式，多多少少都還是有一些種族主義的影子。畢竟在今天的大馬，一個馬來人要加入行動黨，面對的心理壓力，會比選擇加入公正黨或回教黨來得大。但民聯把改革的大方向，著手在階級的改革、壓抑城市和鄉村的財富鴻溝、城市鄉村的雙方面發展、大馬經濟結構的改革、社會福利網的建立、重新修復我國聯邦制度的精神等（如還回更多自主權於東馬二州），比把問題放在“哪一個種族受虧待、哪一個民族控制了經濟”的“國陣模式”，有了質量上的飛躍。

          50多年前，我們“獨立”了，但卻遭受到另一個本土化“自己人”政權的繼續殖民。現在是時候，大馬各個階級的人民，選擇新的政府，改朝換代，讓我們再獨立一次，再從暴政手中，奪回這一個原本就屬於我們的國家。讓“國陣模式”見鬼去吧！在全球受到貪婪資本主義瘋狂攻擊的浪潮中，死守種族主義治國的政府是沒有希望的。唯有認真思考過社會貧富改革、勞工與財團階級的衝突、城鄉矛盾的政黨，才有能力帶領馬國，走出這個後金融海嘯時期的世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