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安不好不是警察的问题？

昨天在网上和网友聊天，提到了吉隆坡的治安问题。
网友说首都的治安问题让他忧心重重，最后为了家人的安危选择出走他乡。
在感慨国家因治安而少了一名生产力力的同时，我也思考了一些关于造成治安问题的原因。
说到治安不佳，我首先想到的是在几年前，柔佛州曾经有段日子治安非常坏。
最后老百姓为了自救，发起了浩浩荡荡的“十万火急拼治安”签名运动。
此运动最后得到政府的重视，为了安定民心，警察派出了大量的巡逻部队，
晚间时在治安黑区大量巡逻，成功短时间内压低了罪案的发生。



很常提到治安不佳时，我们除了赖外劳干坏事以外，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警察没有勤劳巡逻。
警方扑灭罪案的魄力不逮是客观的事实，但我们是否认真想过其他造成治安败坏的问题？
就好像贪污泛滥，反贪污局打击不力是原因，民间对贪污风气的怂容也是主因之一。
所以大马近年来治安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原因，除了警方问题、外劳因素，我觉得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。

政府几十年来的“重城市，轻乡村”的发展策略，导致了许多住乡下的年轻人不能有很多的就业机会。
为了生存，这些乡下的年轻人唯有跑到来城市来打工。

但又因为我国的“经济竞争优势”是建立在“廉价的劳工”之上，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来设厂，都拼命打压民间的薪金。
一些有能力的白领、粉领，不甘于这里的低薪金，都出走他乡，到海外寻找自己的另一片天地。
剩下不能出走的，都是一些没有什么高级技能的蓝领；为了求生糊口，他们唯有接受低薪金、低福利的待遇。
这些从乡下、园丘跑出来的民工，拿着微薄的薪水，在这个百物腾涨的年代，过着捉衿见肘的生活。
或说得更贴切一点就是，过着“吃不饱，饿不死”的无尊严的生活。

此外，大马社会的不公，不单止让富者越富，也让穷者越穷，更多的情况下，富者的越富是建立在穷者的越穷之上。
以前有人说，好汉不问出身低。出身不好，不要紧，只要后天凭着一股蛮劲努力，总有一天会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然而在不公义的社会，处处的政商勾结、朋党对资源的垄断、薪金的永远不会增加、或增加了也杯水车薪，
让这些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看不了明天的希望，同时也成为的社会潜在的不定时炸弹。
这些吃不饱、穿不暖的人，在生活上面对难关时，往往会铤而走险，选择犯罪的道路。
我这样说并不是把低收入者定义为潜在的罪犯，但人到绝路、狗急跳墙、当生存成为问题时，很多时候就选择了一条黑暗的道路。
好几年前看过一个打抢报导，报导的是抢匪为了区区的几令吉而杀死了受害者。
新闻出街后，民间的反应都认为匪徒毫无人性、恶极凶煞，为了区区的几令吉居然杀人。
但反面来看，匪徒会为了区区几令吉冒这么大的险，其本身的绝境也可想而知。
同样的，我不是为匪徒的罪行辩护，犯罪就是犯罪，就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；
但是中国有句古话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，如果大家生活温饱，谁会跑去犯案？
翻开中国历史，天下大乱、暴民纷纷起义的年代，是太平盛世的时候，还是每个王的经济朝濒临灭亡的时候？

当年我们国家面临共产党的武装威胁时，政府打击共产党的手段，也许可以成为今天经济治安问题的他山之石。
在面对共产党的威胁时，政府除了应用“大棒”武力打击共产党活动，此外“萝卜”的怀柔政策的功效也功不可没。
英国高级专员Gerald Templer的怀柔政策，以心理战、公民权、黑区白区划分、食物战的心战手法，
从外到内的击垮共产党的威胁。

提高华人的生活水准、公民权的放宽、对投降的共产党员采取原谅的态度，都是至关重要的手段。
当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、公民权让这里的人有归属感，、投降的叛军采取宽松的态度，
都让人民参加共产党活动变得没有意义，最后成功把共产党的威胁从大马完全消灭。

回到现在，我们治安亮红灯的问题，是不是也要从内部解决，再它还没有萌芽时就给予强力的击溃呢？
打击罪案拼治安，警察对罪案的零度容忍并给予铁拳打击固然重要；此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，
避免中下阶层出现“饿不死，吃不饱”的生活状况，让人民活得有尊严，也是拼治安的重要法宝。
公平的社会、健康的竞争机制、普及的教育，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；
当老百姓不再为生活而绝望，不再因社会的不公看不到自己的未来，不满之心、铤而走险的心魔就不会发挥出来，
这样才能把罪案的魔鬼永远给予消灭。